在北京冬奥村隔离区主管、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三科副主任刘佳霖的歌单中，有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其中有句独白是“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无论到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骄傲地对人说，我为别人拼过命。”3月21日，经历赛时沸腾喧嚣的冬奥村已回归宁静，刘佳霖言语骄傲，却红了眼圈。

2021年11月22日，是刘佳霖到冬奥村报到的第一天。他所面对的，是冬奥村新增的第41个领域——隔离区。这里只有两栋刚建成的空楼，而他，成了隔离区的“光杆司令”，指南自己写、工作方案自己定、建设需求问题自己提;大到区域和通道的改造、设备安装，小到打印机、笔记本甚至打印纸，都要自己去协调。

怎么办?拼命干。从两栋空楼到顺利通过市卫健委验收、成为标准隔离点，其中有很多人伸出援手。在刘佳霖记忆里，隔离区是多部门、多位工作人员“凑份子”凑起来的：打印机是技术部从场馆搬过来的;对讲机是技术部将备用机协调过来的;朝阳公安分局帮忙装了监控;隔断来自临建单位和消防部门;插线板是其他同事“友情赞助”的;每套房地漏上为了隔绝空气所铺设的硅胶垫为刘佳霖自己掏钱购买，他甚至从家中的电视机上卸下高清线，装在隔离区的监控器上。

运行团队综合服务副主任杨敬枫来了，国家中医医疗队来了，刘佳霖不再是“光杆”了。

北京冬奥村的隔离区建设和运行时管理全部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独立包点完成。如果说冬奥村的闭环是个与外界隔绝的空间，那隔离点就是隔离空间中的“孤岛”。和密接人员、阳性人员住在同一栋楼里，其风险可想而知。隔离区中的5名医护人员自称“五壮士”，再加上4名保洁人员，与隔离区外的公共卫生团队、综合诊所团队，构成了北京冬奥村防疫的钢铁长城。

标准隔离点，都要隔离哪些人?“赛时最好只接密接，不要接阳性，毕竟你们住在这个楼里，要降低风险。”相关专家的嘱托虽然言犹在耳，但到了赛时遇到特殊情况，还是要接收阳性人员。

但实际上，冬奥会期间，隔离区接收了来自日本、美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地区代表团的48人，其中有8人确诊。

这一比例，使他们处于“冬奥村内最危险的地方”，而正是这种直面危险的坚定，让冬奥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口中“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这些“壮士”每日顶着风险，也有很多难忘的时刻——阿塞拜疆代表团的联络官因海关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需要进行复测，因此被收入隔离区。在隔离区里，他反复催促核酸结果，反复说着“我的责任重大。”“我一定不能有事。”

其实，他的催促并不是为了他自己。阿塞拜疆代表团一共只有4人，这位联络官说，之所以来参加冬奥会，就是为了提升阿塞拜疆的国际知名度。而他先抵达冬奥村，就是为了接应运动员，保证他们能正常参赛。

这样质朴的语言让刘佳霖想起了曾于1932年只身前往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刘长春，这使他和阿塞拜疆的联络官产生共情，因为都是在为国效力。

但遗憾的是，经过核酸复测，这位联络官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需要转出冬奥村，去银河庄园隔离。

“登上救护车时，他的眼神像一个要失去妈妈的孩子。”刘佳霖哽咽了。

到了新的酒店后，这位联络官仍旧和刘佳霖联系着，问相关的防疫问题，关心他们自己代表团的情况。刘佳霖和同事们能帮就帮，甚至在他核酸转阴返回冬奥村之后还保持着联系。

闭幕在即，这位阿塞拜疆联络官特意在离境前一天赶到隔离区和刘佳霖见面，并约定疫情结束后要到对方的国家去看望对方，希望看到口罩后面那微笑的面容。

笑容代表的是乐观。2月24日，冬残奥村还没开村，隔离区就接收了来自张家口村的巴西阳性复测人员。

“不论哪个村来的，只要到了北京村就由我们兜底，我们是三村的示范，是首善之区。”刘佳霖说。

这座“孤岛”上，人人讲奉献，天天有故事。因为疫情3年没有和家人团聚的路理杰甚至还推迟了婚期;1999年出生的杨雯莉勇担涉疫垃圾存放站垃圾清运的任务，笑称“杨站长”;两人在冬奥村向党组织庄严递交入党申请书;刘佳霖从2020年6月新发地发生疫情至今已经隔离工作了167天，他的女儿虽然见不到他，却一直说着“长大了要做爸爸那样的人”……

“冬奥村就像一所大学。”如今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闭幕，刘佳霖和战友们“毕业”了，“要感谢冬奥村这所大学，让我成长，让我学习。”（记者 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