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诞生于蛇口工业区的口号，一直让成长中的深圳保持着强烈的“紧张感”。

这种充满拼劲的紧张感，随着“四个难以为继”局面的出现，也被转化成深深的“危机感”。

同时，在城市竞争发展危机感在笼罩之下，年轻的深圳，多少会心生另一种“紧张感”。

站在深圳特区设立40年生日前夕，回望十八大召开以来的八年时光，不难发现，深圳一直在“发福”的路上，但并不油腻，活力依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双区”驱动下，它扛起“先行示范”的大旗，走上了一条寻求解除城市“紧张感”的“超级外交”之路。

近水楼台的“圈层交往”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央制定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和深圳均作为中心城市，分别引领珠江口西岸、东岸城市的发展。

2009年6月，广东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意见》，形成了“五个一体化规划”，并将珠三角划分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都市圈，建立了广佛肇市长联席会议、深莞惠主要领导联席会议、珠中江党政联席会议。

得益于地缘优势，莞惠在官方的“钦点”下，进入了深圳的“朋友圈层”。

彼时的深圳，在做《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时，已首次将其城市性质的定位，从原来的华南地区中心城市转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也正是在2010年，深圳首次踏入“GDP万亿俱乐部”，又六年，高歌进入“GDP两万亿俱乐部”。

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承载着“地均GDP内地第一”的负重，“小马拉大车”愈发显得吃力。与此同时，周边城市则无不希望参与并分享深圳的发展。

2018年，GDP高歌猛进的深圳，总量高达24221.98亿元。这年7月，华为研发等部门共2700人从深圳到东莞松山湖溪流背坡村上班。针对搬迁事项，华为主动发声。据他们介绍，搬迁前的4月4日，华为就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扎根深圳，展望未来”合作协议。

深圳的“紧张感”有无消退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深圳，已非世纪初担心产业外迁、被时代潮流抛下的深圳。

2018年这年，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于2017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被写进区域协调发展专章。作为大湾区四大核心引擎城市，深圳与湾区内其他城市必须在“竞争和合作”中取得最大公约数。

其实，2017年就与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八个城市一起，进入“粤港澳大湾区”时代的深圳，在当年9月就被国家住建部定为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全国15个试点城市之一。当年10月，市长陈如桂在新一轮城市总规启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深圳“将从被动的功能外溢转向积极的区域协同共建”。

因此，对于华为此次搬迁，各界人士亦能冷静对待。不少有识之士认为，这其实反映了大湾区内部城市群的良性的分工和合作。像华为，它的产业全链条里，2/3就不是制造业。深圳要留住的应是研发和创新的能力，是高端制造这一块。

纵观这些年来的发展，深圳正是靠着它应用创新的能力，闻名世界。多年来，它每年仅次于北京的逾4%的全社会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让它从曾经的港澳地区的“后厂”，变成了当下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的“前店”。

亦师亦友的深港情谊

说到“前店后厂”，避不开要说说隔条深圳河的香港。虽然接过港科大的“种子”，培育出大疆这家知名的无人机公司，但深圳对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始终保持着学习与合作之态度。

这个曾经把“渔村”带入“全球贸易化”圈层的香港，在共建国际科创中心、广深港澳科创走廊的大湾区时代，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过程中，其优势更加不容忽视。

借助香港高端服务业专业人才的国际化优势，前海正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联手香港，把它建设成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借助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强大力量，双方亦搁置争议，联袂开发“落马洲河套地区”，力争把它打造成为深港合作新样本。如争取在“人员物资流动、职业资格准入、标准规则创新、新药品新器械监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上先行先试，实现深港科研资金跨境使用，探索建设离岸创新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被称为“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还成为广深港澳科技走廊规划里，与香港直接相连的重大节点。

和“老大哥”的第N次握手

随着2018年广深港高铁的开通，深圳与香港的时空距离越来越小。在另一端，是一直被称为“老大哥”的广州。

1988年就扎根在深圳的郭台铭，2017年沿着广深高速，来到广州增城布局富士康8K项目。

经过29年的发展，借助高速路、港珠澳大桥的兴建，再加上产业的扩充，在郭台铭看来，深圳和广州都是珠三角城市里的两个重要的“点”。而珠三角的发展也已经是从“点”到“线”连结成为一个“面”的阶段。而这种“点面结合”，郭台铭断定，会产生的巨大效果。

不得不赞叹郭台铭的眼光。从世界范围来看，确实没有哪个湾区能像粤港澳大湾区一样，在珠江出海口的东侧，连绵发展起来三个GDP总量过两万亿、一个近万亿(莞)的城市。

广深关系，在经济层面，一直在不断地主动进化。据广东移动的一项大数据显示，广深两地至少有15万对夫妻过着双城生活。如果站在群体视角来看的话，广深就是一对“夫妻”。而站在跨城商务族的角度来看，广深则是一对“拍档”。

而在官方层面，如果说8年前彼此是应《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为了共同推进珠三角城市群“双核”区域中心建设的话，那2019年，则又演绎出令人振奋的新的历史性的一幕。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8月，深圳收到了一份大礼——《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不久，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市长陈如桂就率党政代表团赴广州考察学习，并签署了两城之间的《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考察中，王伟中对广州全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表示感谢。他说，广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国际化程度高，在城市规划管理、教育医疗发展等方面一直都是深圳学习的标杆和榜样。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则表示，广州将学习借鉴深圳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自贸区建设等方面先进经验，在全力支持深圳发展中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在此大背景下，广深之间的交往已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格局上去考量。去年10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推动“四个出新出彩”行动方案的通知》里，不断强调的，是广深“双核联动、双轮驱动”的关系。由此出发，广深双城以全新的高度，再次进入全新合作期。

今年6月底，仅28日、29日这两天，连通广深的交通项目就有一个通航，两个开工。如果说穗莞深城际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至前海段是城市“长期合作”的延续，那南沙客运港和深圳机场两大码头的首次通航，则是广深全新合作期主动作为的成果。

跨海拥抱西岸弥补当年“遗憾”

站在珠江口东岸遥望2018年10月通车的港珠澳大桥，深圳难免会有“伶仃洋里叹伶仃洋”的遗憾。因为没有直连的通道，虽然深圳与珠海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但驾车需要两三个小时。

如今，有望在2024年通车运营的深中跨海通道、深茂铁路深江段，终于可以让深圳的引领带动力，进一步辐射到西岸城市。

因为深中通道的利好，深中的密切交往自不在话下，而深中紧密联合的急迫心情已等不及2024年了。2017年，“水上深中通道”就率先开通。通过这条通道，中山市民半小时内就能抵达深圳机场码头和前海。据了解，这条水上深中通道，两市才谋划半年多，就成事了。

而一直在腹地发展的中山，甚至为此改变城市发展格局，提出了“环湾布局”的区域战略，全力承接深圳的外溢。

中山近旁的江门，是大湾区内唯一具备可大规模连片开发土地的地级市，较低的土地开发强度使得江门有了和深圳交往的资本。深江铁路的建设，也让它平添了不少“后发”优势。为了强化彼此间的友谊，江门与深圳宝安共同打造“飞地”概念的“深圳—江门产业园”。

中江之外，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正与深圳一起谋划推进30分钟两地通达的深珠通道(伶仃洋通道)建设。这两个特区的合作心情，和中山一样迫不及待。今年5月1日，“水上深珠巴士”从蛇口邮轮母港扬帆起航，这是深圳前海蛇口和珠海横琴两大自贸片区之间的首次通航。

为了表达更大的诚意，今年6月，“深珠合作示范区”写进了珠海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

值得注意的是，珠中江三市并非处于“单恋”状态。去年4月，深圳市政府公布2019年重大研究课题，14项中就包括《深圳市与珠江西岸城市合作研究》《深圳市开展异地产业合作的路径和政策研究》这两个课题。8月中旬和10月，深圳就这两个课题，分别派人率领调研组到江门等地开展专题调研。

“破局”智慧

跨区域资源协调：

深圳是一个土地面积仅1997.47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城市，相当于北京的1/8，上海的1/3，广州的1/4，管理人口却高达2000多万人。在2018年那场新一轮城市总规启动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总规划师罗彦表示，深圳要到更大的区域里进行资源协调。

所谓“更大的区域”，是参照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在50-80公里范围内配置深圳作为深圳都市圈核心城市所应有的资源。

当年4月召开的深莞惠经济圈(3+2)党政主要领导第十一次联席会议上，东莞主动透露出来的一则信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将参照深汕特别合作区有关做法，推动在东莞、惠州邻近深圳地区划出一定区域，规划建设跨行政边界的功能协调、产业互补、成果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试验区地区生产总值、税收存量归当地所有，增量部分由三地政府在协商基础上按比例分成，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深莞惠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的提出，特别是“增量部分由三地政府在协商基础上按比例分成”，被外界视为是跨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突破，亦为深圳都市圈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进入2020年，站在特区建设40周年新起点上，如何破解深圳空间有限的难题，如何更好地发挥深圳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引擎作用，如何在深汕特别合作区试点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站在时代潮头的深圳，必须在这方面“先行示范”，它才有资格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大旗。

据深圳市2020年工作计划，深圳将加快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其中明确提及，将协调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参与，强化空间规划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深莞惠协同一体化发展。

破局的另一个重磅信号，见诸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6月，这份权威杂志发表题为《“三区”叠加扩权赋能探索建设大深圳统筹合作示范区》的署名文章。在文末，编者特别注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2020MYB036)“‘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指出，深圳都市圈的建设，不是寻求行政区划上的扩容，而是借助飞地经济、同城化、经济圈，做大做强自己的统筹范围。因此，文章提出，建设“大深圳统筹合作示范区”，探索过去“各自为政”的发展方式，向“共谋共建”转变，构建“集团发展区域”。

深圳建设特区四十周年临近之际，外界不断传闻深圳扩容，传闻的内容，更像是“兼并”。这与深圳“将从被动的功能外溢转向积极的协同共建”的基调不相吻合。

从深港合作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再到深圳都市圈建设;从深莞惠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再到深珠合作示范区。这十年来，创新动能十足的深圳，一直都在多个层面、多个区域平台上，努力推进区域间的交流和协作。

最终深圳将以何种智慧破解空间难题，值得拭目以待。但在多年来你追我赶的城市发展竞争中，深圳似乎早已深谙此道：交则泰，不交则否。

记者 黄海珊 实习生 王诗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