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3日，河北唐山路北区实验小学，学生在特色课程上，练习书法，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据介绍，为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该校在减少作业量的同时，引导老师积极开设各类特色课，丰富学生校内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目前老师申报的特色课分为益智类、体育类、语言类、艺术类、科技类、团建类、非遗类，共计7个类别，43个项目。

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一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学校总校长李有毅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媒体采访。她说：“‘双减’不是‘突击战’，老师、家长和社会要拧成一股绳，共同帮助学生去开发自己，成就自己。”

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2022年继续把落实“双减”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眼下，“双减”也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度极高的话题。

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来的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07%。中小学生的作业总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

但是，“减”并不是政策实施的终点。

“推进‘双减’工作的实质是回归学校的育人本位，回归学生的全面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说。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提升校内教学保障能力，强化教育主阵地的育人质量。”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辽宁省委会主委姜军说，改革的推进中要破立结合。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双减”最大考验从校外转到校内

当野蛮生长的校外培训机构不能再用“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绑架学生和家长后，“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面临的最大考验从校外转到校内，如何让学校教育真正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把学校教育真正“立”起来成为摆在所有学校面前的必答题。

“我现在很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北方某城市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邹彤(化名)说。邹彤是班级家委会成员，最近她经常接到老师发来的一些作业资料，老师暗示邹彤可以把这些资料转给班里的其他家长，还特意叮嘱邹彤不要向家长们透露资料的来源，“但是，没过几天家长们就猜到了这些作业是老师给的，因为第二天老师会讲解这些题，虽然没有强迫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完成，但大部分家长拿到后都会自觉完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种“表面减少，实际不变”的现象并不罕见。

“部分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对于‘教学质量’理解过于狭隘，认为‘育人’就是‘育分’，担心完全按照‘双减’的要求去做会影响学生考试分数。”梅国平道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教育功利主义痼疾。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当大多数中小学生的“成功”被以“高考分数”为标准进行界定时，中小学教师在“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就难以保持独立自省的态度了，背负着“成功者”期望的重担，逐渐归附教育功利主义。

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好分数的题目

观念亟须扭转，作业是抓手。

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在调研中经常看到学校老师强调作业量已经减少到了过去的60%。“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剩下的40%的作业是不是能够承载起过去你100%甚至200%的作业量的效果，甚至是不是还能有提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观察到，在中央“双减”意见中，提到“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时共有5个段落，600余字，其中明确提到“减”的只有一个段落，不足百字，剩下更大篇幅强调的都是如何增强设计、如何分层分组、如何通过作业更好地分析学情。

“双减”之后的作业，核心不是“减”而是“增”和“提”，增加更科学的设计，提高作业的质量和水平。

而这也是“双减”政策的初衷之一。“要通过‘双减’倒逼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通过教育的手段激发受教育者的‘潜力’，让受教育者找到适合并擅长的领域，从事相关的工作和活动，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把所有人培养成同一个类型。”姜军说。

教师群体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只是改变还需要更多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中显示，74.3%的教师表示，“双减”后“作业设计要求更高了”。近五成教师认为，设计高质量作业面临“作业素材与相关资源不够”和“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的能力不强”的困难。

为此，梅国平提出建议，要引导学校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个性化和多元教育，同时，鼓励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建立作业设计评价机制，鼓励教师布置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卫则认为，对学生要综合评价，不能只看考试分数，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姜军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要摒弃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质量观，真正以教育方针为指向，以德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积极推进中高考以及与之对应的招生录取改革，改进考试方式，降低考试难度，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好分数的题目，增加体现学生思考能力、实践能力的题目。

把教师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成为当务之急

只转变观念还不够，还要用观念指导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个教育瞬间——关键就在老师。

不久前，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在朋友圈里晒了她一天的时间表：上午第一节课听课，9点-12点去市里参加学习班，中午吃饭和休息用了半个小时，之后的12点-13点半完成了线上家长会，然后继续参加学习。匆忙赶回学校后填了一堆必须填的表，参加课后服务。组织学生放学后，这位老师跟一个约好的同事谈了话。18点赶回家，火速做饭，两个孩子吃上饭后，这位老师又跟两个家长用微信通话解决了一个当天发生的问题，匆忙吃过饭后写家长会的总结，然后备课……

“别说让我静下心来搞教研了，就连陪孩子吃一顿完整的饭的时间都没有。”这位老师说。

随着“双减”的推进，特别是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之后，“更忙了、更累了”成为很多老师的共识。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保障教师职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说。

张志勇提出，解决学校教师短缺问题，“要采取省级统筹、市级管理、城乡协同的办法，通过体制改革、机制改革优化配置，解决我们城区教师的短缺问题”。

除了解决学校教师短缺问题之外，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各种建议。

姜军认为，可以通过招募社会志愿者及外聘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弥补师资力量不足。为了保证质量，还要制定外聘人员考勤、推门听课、授课内容备案等制度，与其签订师德师风和校园安全责任书，明确外聘人员工作职责，规范外聘人员教学行为。

“还可以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推行弹性上下班制度。在两个方面挖潜，一个是合理安排教师的课堂教学，第二个是要合理安排课后服务，能不能让教师每周有1-2次可以弹性上下班的机会。”张志勇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全国很多地方正在尝试让教师的工作更有“弹性”的办法。比如在北京，一些学校在每个班都设立了正副两个班主任，副班主任由那些教学任务相对少的科目老师承担，尽最大可能发挥所有老师的积极性和潜力。

“我们对教师群体的负担问题关注得有些晚了。”周洪宇说，我国减负政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到目前为止，国家、地方层面已经发布了数十个学生减负相关政策。但长期以来的减负政策关注重点都是中小学生，对教师的负担有所忽视。对此，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合理减轻教师的过重负担、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既有重要性，也有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