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辽兹的文字实在是好，畅达、激越、宏富，像大海中的潜流，像旷野下的地火，让人心潮涌动，让人激情燃烧，觉得人要有沉潜的格局：不能像小树，稍一挺身就招摇;也不能像小河，甫一流淌就喧哗。

为什么会这样?系因为——

这虽然是一部音乐家的自叙传，却拥有着文学经典的种种特质，乃正经的大作品。其音乐生涯的传奇只是经络，而生命的解析和精神的反思才是内核——它是人的心灵史和思想史。它告诉人们，柏辽兹之所以是柏辽兹，源于他是被文学和音乐共同造就了的人物，他的人生意义，不仅裨益于音乐家，也裨益于文学家。

柏辽兹的幼年是幸运的。他出生在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在那种轻物质、重灵魂的氛围内长大。他说：“自从这种充满魅力的宗教不再焚烧别人之后，他却带给我整整七年的幸福时光，至今还保留着一份温馨的回忆。正当我领取圣餐之时，一支少女合唱团唱起了圣体赞歌，那清澈的声音忽然在我体内产生了一种神秘的震撼，令我感动，感到一片充满了至爱至善的天空在我面前展开，是那么空灵、纯净、美妙，‘神圣’油然而生，我合着那优美的旋律，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虽然十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合唱正是《尼娜浪漫曲》的主题曲‘当至爱归来’，但当时我就产生了对音乐的心驰神往!”

而他的父亲，正是一个心中充满大爱的人。他是一个医生，知识渊博，技艺精湛，与患者交往，不仅治病，也医心——耐心地与病人交谈，解答他们心中的困惑。“他是以一种非常无私的态度去完成他的工作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由于生活所迫才勉强为之;相反，他认为他从事这项职业，可以造福穷人和农民。”因此他为普通人撰写医学科普读物，让他们感到，关爱始终就在身边。他敬重这样的父亲，愿意在他的督导下修习自己的课业。然而父亲对他的功课并不作苛求，却鼓励他在古典文学的瀚海中自由涉猎。“啊，父亲，他同时是我的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甚至是音乐的老师，有着永不言倦的耐心!”于是他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其中包括维吉尔、贺拉斯的英雄史诗。“维吉尔虽然有着远古的深邃，却可以在他感性的史诗中和我谈论激荡的壮志豪情，点燃了我那星光闪烁的想象之火，让我迷醉在豪迈与崇高之中。”

正是这种音乐和文学的双重启蒙和涵养，使柏辽兹具有了复合的文艺品格，有了“远观”和“超越”的能力：因而使他能够以文学评判音乐，以音乐提升文学(趣味)，确立了自己卓尔不群的艺术坐标和价值取向，贡奉了激荡尘俗的艺术成果和精神见地，让两界要人均瞠目结舌。

事实上，柏辽兹首先是文学家。他离开家乡，依父亲的意愿去巴黎的一所医学院就读。有意思的是，医学院的学生好像都有文学情结，所以他最先交往的，恰巧是几个酷爱文学的年轻人。于是，对维吉尔、莎士比亚和歌德、海涅的崇拜，要比对格鲁克、韦伯和贝多芬的崇拜来得强烈。而那时正是个浪漫的时代，文学更能满足青年人在个性上的张扬和对时势的主观干预，他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朋友的推荐，在多家报刊上撰写专栏文章，发表富有战斗性的、辛辣讽刺的时势评论。他的文章风格引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音乐评论家的注意，他们力邀他写批评性的乐评，说他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一个乡下来的青年，又读过那么多的英雄史诗，世俗的因素丝毫不会影响他放开笔锋。他便意气风发，激情放笔，纵横捭阖，一路杀伐，既冲涤了乐坛上的僵化与腐朽，令“革新者”称快，又开罪了一大批音乐界的权势人物。无论如何，他把自己弄成了一个“知名人士”。他的“知名”，颇具有黑色幽默味道：大仲马、巴尔扎克对他点头示敬、把酒言欢，但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院长凯鲁比尼和巴黎歌剧院的总经理克罗采尔却对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这就注定了，当文学的激情让位于旋律的冲动，专心地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他的前行之路毫不明媚，而是遍布荆棘、四面楚歌。当他想试图通过演唱萨奇尼的《俄耳浦斯》中的一段《她慷慨给予我》，让歌剧院院长认可他对节奏的把握能力，从而聘他为专业作曲的时候，院长的一个暗示，致使指挥不舞动乐棒，伴奏不拉准调门，让他败下阵来。最后，出于怜悯，只给了他一个合唱队员的差事，以至于不会饿饭。他伤心地哀叹道：“当我期待成为一名哪怕是受人诅咒、唾骂的作曲家之时，却成了一个二流剧院的合唱队员——从骨子里被人轻蔑。我真是敬佩我的父母，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竟然获得了这样的成功!”

但现实的打击，并没有让柏辽兹消沉，因为他的文学家朋友不允许他心灰意懒，常邀他一起聚会，共同鼓励和善待他，让他的浪漫情怀始终盈满。重要的是，对文学经典的阅读，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启示：他的歌剧作品，正可以从文学的史诗中取材，而文学世界的悠远与阔大，恰恰能推动自己冲出小夜曲、小咏叹等传统的小格局，创作出大乐章、大合唱、大歌剧。他忍辱负重，潜心苦干，用音乐演绎文学名著，甚至作品中的唱词许多都是出自原著，例如《浮士德的惩罚》《特洛伊人》《贝阿特丽斯和贝内迪克特》等作品。

柏辽兹的作品特别叙事、特别宏大，并且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就让传统学院派的人不能接受，拼命阻挠在剧院上演。在演出《浮士德的惩罚》时，为了营造天堂和地狱应有的赫然气势，他设计了上百个合唱队员同台咏叹的大场面。但剧院不但不给他提供保障，还鼓动演员们借故纷纷溜走。执拗的他决定自己花钱雇合唱演员，就去政府的主管部门申请演出支持资金。幸运的是，那个主管也是个爱好文学的人，对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学韵味、哲学论题很是欣赏，但他权力有限，费尽心思，也只能给他一小笔钱。他愤愤地去找大仲马一诉苦衷，大仲马一笑，把自己的钱袋往他面前的桌上一扔，“我这儿正好还有一笔钱。”

因为艰难，所以珍惜，所以自立——柏辽兹自己挑选演员、自己设计配器，并亲自上台指挥，把自己的作品表演得无拘无束，虽冲破边界，却合情合理，生动有力，疑似浑然天成。柏辽兹在管弦乐中加入钢琴伴奏，使用各种低音提琴，在低音区空缺处使用高低音混合，立体分布铜管乐队，增加打击乐的数量和种类等等，从而使一种不规则的、甚至是互相重叠的旋律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奔涌而出，原有的和谐音调变化也被突然的音调终端所代替。就这样，柏辽兹不仅顽强地展现着自己的音乐存在，还通过自己的变革，挣脱了交响乐被传统习惯束缚的桎梏，为后来的革新者穆索尔斯基、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和布列兹开辟了道路。

这种坚持个性，逆流而上，反而使柏辽兹获得成功。帕格尼尼听过他的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带头鼓掌，公开表示敬慕;李斯特听过他的《幻想交响曲》之后，为其深深折服，许诺一生都要为他效劳;门德尔松在莱比锡热情地为他工作，并亲自为他的作品担任指挥。柏辽兹可真让人眼热，文学家喜欢他，音乐家也喜欢他，文学和音乐都眷顾，他有厚福!

读到柏辽兹的卓然屹立，我热血沸腾，不禁感叹道：在文学和音乐的共同激荡下，柏辽兹必然会巨大地成就自己——文学给了他支撑，音乐给了他超越，双重的涵养与反哺，使他杰出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

于是我不免想到，我的文学创作，虽然还没有文思枯竭之忧，但已有了自我复制之象，究其原因，是自己太陷于文学思维，有了写作上的定势。要想开天眼，拓心廓，有神游八级的能力，是不是也要主动与其他艺术门类、特别是音乐，建立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让音乐把沉睡的浪漫主义情怀激荡而活，从而有向天地诉说、挥斥方遒的豪迈?一周后，我得出了肯定性的答案，因为在这个期间，我又读了一部回忆录——《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与柴科夫斯基、穆索尔斯基的音乐发生灵魂上的碰撞，才促使他形成了自己内省、悲悯的创作主题;因为听了柏辽兹的戏剧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竟影响了他《白夜》的谋篇布局;因为特别喜欢贝多芬的《悲怆》，便把《罪与罚》中的痛苦挖掘到令人胆战心惊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经历，有力地证明了：伟大的音乐家和伟大的音乐作品，同样可以涵养、反哺、催生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文学作品!

于是，我内心一片欢悦，对自己说，岁齿虽稀，但思维不能固化、标准不能降低、心火不能黯淡——就从现在起，虔诚地向音乐致敬，缠绵地与音乐结缘，向音乐要生命的激情、心灵的开阔和文学的超越!